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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《從毛澤東到莫扎特》的尋訪之路|紀錄片《從<中國>到中國》導演手記

    發布時間: 2019-03-19來源:瀏覽次數:作者:

    文/季家希 《從<中國>到中國》第四集《中國有知音》導演

    回憶這一年的創作之路,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,人們總是會被“近世”的結果模糊過去的記憶,我也不幸沒有記日記的習慣,所以趁著春節假期我放空了幾天,才敢提筆回憶這夢一般的一年。

     那是狗年春節前夕,我們的創作總監劉軍衛老師,提出了一個新想法:尋訪幾十年前外國人拍的中國紀錄片(《中國》《上海1978》《愚公移山》《從毛澤東到莫扎特》),看一看新舊影像中的中國發展。這真是個天才的點子——中國幾十年的變化無疑是巨大的,當舊影像和新畫面放在一起時,沖擊力肯定特別強,這是我剛接到這個項目時的想法,然而,越往細想,越覺得這個看似具體的想法,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。

    《從毛澤東到莫扎特》豆瓣評分

     這是一套系列片,我是《從毛澤東到莫扎特》這一集的分集導演,那么整套紀錄片表達什么,這一集在整套紀錄片里承擔什么作用,我要表達的內容體系是怎樣的,我又要如何向觀眾進行敘述。內容的調研是這一切的基礎,剩下的,就要靠整個項目組共同解決和統一了。于是,我們開始了長達3個月的調研階段。

     常規的調研基本分成三個部分:找人、找事、了解背景,這次的調研也不例外。我沿著《從毛澤東到莫扎特》的影像,開始尋找影片中出現的地點和人物。和其它集不同,《從毛澤東到莫扎特》記錄了著名小提琴家艾薩克·斯特恩1979年的中國之旅,片中沒有太多對中國社會風貌的記錄,而是主要把鏡頭瞄準了音樂界:交響樂團、民樂團還有音樂學院。集中的領域,簡化了我調研的脈絡,我不必再費力尋找同樣的地點,只需著力尋找影片中出現的人物,這些機構也許能成為我找到他們的線索,斯特恩大師的自傳也為我提供了很多“一手資料”。


      大提琴家王健老師是我聯系上的第一個人物,他在片子里還是個10歲的小學生,戴著紅領巾,給斯特恩大師演奏大提琴。因為之前的項目,我曾經拍攝過王健老師。盡管幾乎每個采訪過王健老師的人都會寫,他人特別好,特別平易近人,我還是要說,王健老師真的滿足了我對大師的所有幻想,當你采訪他時,你能感覺到他的真誠與美好。春節前,我和王健老師約好,等節后有空向他請教一些問題,作為前期采訪,并且在2018年的7月拍攝一次正式采訪。

    再次溝通前,除了溫習為之前的拍攝做的功課,我又著重查了一些中國音樂發展的背景資料,可總覺得是在圈外捕捉碎片,很難形成體系。節后和王健老師雖然聊的內容不多,但是基本確定了一個方向:中國音樂就是從王健老師那一批“電影里的孩子”開始,迅猛發展的??梢哉f是這次請教,指明了之后近一年的創作方向。

     年后的工作就是一系列的尋人與聯絡。那段時間我們整個項目組似乎都陷入了一個魔咒:好不容易知道這個人是誰了,可是再一查,發現老先生已經去世了。我也遇到了類似的情況,片中主人公艾薩克·斯特恩大師,還有大段出現的譚抒真老師、李德倫老師都已經去世了,而剩下的人物,大都是當年音樂學院的學生。時隔四十年,如何找到那一張張“年輕”的面孔呢?

     不得不說,我非常幸運,盡管當年的影片沒有給這些學生標注姓名,但因為斯特恩大師訪華是中國音樂界的一件大事,至今仍有許多紀念活動,1999年和2009年的北京國際音樂節都專門做了紀念音樂會,請來了那些曾經的琴童。通過這些活動,我終于找到了片中人物的名字,搜集到了他們的故事和經歷。

     而更妙的是,我發現上海即將在8月舉辦以艾薩克·斯特恩的名字命名的國際小提琴比賽,由斯特恩家族、余?。ㄖ笓]家)和上海交響樂團共同建立,斯特恩大師的兒子大衛·斯特恩先生和影片中的出現過的徐惟聆老師,將一同擔任評委會聯合主席,這個活動真是串起舊影像和當下事實的絕妙串聯!當然,這還需要一系列的聯絡與規劃。

     最終,在上海交響樂團、同事李藝彤的父親、以及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夏瓊老師、余隆先生的助理李佳老師的幫助下,我聯系上了大衛·斯特恩先生、徐惟聆女士、余隆先生以及比賽組委會。聯系的過程總是繁瑣而緩慢,好在最終是一個好的結果,感謝各位老師。

     在尋人的過程當中,找到呂宛如老師的過程最為傳奇。呂老師是當年斯特恩大師訪華的陪同翻譯,在電影中有許多鏡頭,我知道她肯定能補充很多重要的背景信息,但是和當年的琴童們一樣,影片并沒有標注這位翻譯的姓名。在不知道名字的情況下,如何找到她呢?我決定碰碰運氣,看看片尾的鳴謝名單中是否有她,畢竟片尾鳴謝了那么多人,說不定也鳴謝了翻譯老師。于是我用片尾鳴謝中出現的拼音名字進行搜索,用搜到的照片進行比對,尋找這位神秘的女翻譯。當我試到對外友協的“Liu Wanru”時,雖然沒有搜到一個叫“劉宛如”的人,但我覺得這位“Liu Wanru”無論是所屬機構還是名字,都很像是一個能接待外賓的女翻譯,說不定是外國人打拼音時打錯了。

     或許是冥冥之中注定,我認定了“Liu”可能有錯,但是“Wanru”肯定是準確的,而且大抵不是“宛如”就是“婉如”。果然,馬上我就在對外友協的網站上搜到了“呂宛如”這個名字,還是從“美大部”退下來的。搜出照片一看,還真就是我尋找的女翻譯!

    屏幕快照 2019-03-19 下午9.08.28.png

    片尾鳴謝中的“Liu Wanru”與影片中的女翻譯

     激動過后,我又開始發愁如何聯系上呂老師,之前的經驗讓我明白,聯系一個機構的退休部門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,你最好有封介紹信,或者你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自己是誰以及你要干什么。我想我大概是嘟囔了一句“該怎么找到呂宛如啊”這類的話,然后坐在我旁邊的同事任曉宇問我:“你是要找友協的呂宛如嗎?我有她同事的電話?!敝钡轿覔芡藚卫蠋熂业碾娫?,聽到呂老師聲音的那一刻,我才真的相信,我找到她了,這就是影片里那字正腔圓的女翻譯!

    40年后的呂宛如女士

    隨后,我和我們的總導演朱允去呂老師家拜訪了她,聽呂老師講了很多鏡頭之外的故事,補充了很多時代背景。最有啟發性的一點是,她說是斯特恩先生的訪華激勵了當時一批中國學音樂的學生,讓學生們感受到自己是有前途的。這個信息是我之前沒有想過的,作為九零后,我能設想卻很難體會“文革”造成的小心與忐忑,呂老師讓我明確了《從毛澤東到莫扎特》不僅是“古今”對比中的參照物,更是一個真正的起點。

     除了在找人方面的進展,3月份,我們還確定了片子的表達形式:我們將跟拍尋訪人尋找“老片子”,用第一人稱表達。尋訪人可能是老片子導演的兒子,也可能是與之相關的人物,而我的最佳人選將是斯特恩大師的兒子大衛·斯特恩:他不僅繼承了父親的音樂事業,還創立了以父親的名字命名的小提琴比賽。4月7日,他將在上海舉辦音樂會,通過上海交響樂團,我得到了采訪他的機會,這也是我邀請他參與片子的唯一機會。

     對于藝術家,我總有一種敬畏感,覺得他們值得最高級別的尊敬,總是會擔心自己的表達或行為不夠禮貌。通過網絡和斯特恩大師的自傳,我大致對大衛有了一些了解:出身音樂世家,耶魯畢業,還繼承了父親出色的社會活動能力。這樣的情況喜憂參半:他應該不會是那種“孤僻的藝術家”,會好溝通,但是不好“糊弄”,你的一點點遲疑或者無序都會被他發現,繼而質疑你和你團隊的能力,更何況,這中間還夾雜著語言與文化的差異。我沒有想過如果被拒絕的Plan B,只是一遍遍推演著和他對話的種種可能情況,公司里的同事Apple姐給我講了很多與外國人溝通需要注意的禮儀與表達方式,還特別幫我當了幾次陪練。不知道是不是為了幫我打氣,最后Apple姐肯定地跟我說,我覺得你準備好了。

     上海的第一次拍攝,開始得比較順利,我們先拍攝了大衛與上海交響樂團的排練??紤]到這一集的音樂屬性,我希望有關音樂的鏡頭都能夠“音畫對位”,而不是靠蒙太奇,在鏡頭切換時,把看起來差不多的演奏鏡頭拼在一起,而這就要求現場必須進行多機位拍攝。同時,出于對排練質量的保證,樂團禁止我們在排練期間上舞臺或移動機位,防止出現噪音影響排練效果,我們只能在排練有限的休息間歇進行調整,這就要求攝影們必須走位精準,我們沒有犯錯的機會。我和攝影王龍飛、杜陽還有李猛在拍攝前一天到排練廳踩了點,不得不說,我們的選擇并不多,盡管我們可以圍著舞臺一圈擺放機位,但是,不能上舞臺的硬性要求,使攝影們能做的實在有限??梢哉f,這與《從毛澤東到莫扎特》的拍攝截然不同,四十年前基本上是想在哪拍就在哪拍,想貼多近都可以。樂團對拍攝更嚴格的要求,應該算是中國音樂的進步,卻也給我們的拍攝工作帶來了麻煩,經過多輪的“討價還價”,我們最終獲準提前在指揮臺前放好一臺機器,在排練快開始時開機,然后攝影師撤開,由機器“自行”拍攝,這就是正片開始時,大衛狂甩指揮棒的鏡頭。

    彩排之后,我們將直接與大衛對話,這也將是上海之行最重要的部分,盡管已經在腦中演練了無數次,但現實,總能給出不同的答案。采訪完成得異常順利,大衛對我們找到了“Mrs Lv”(呂宛如)表示非常震驚,1979年之后,他們就再也沒見過面。大衛當場跟我要了呂老師的電話號碼,想邀請她參加自己在北京的音樂會,于是就有了正片中的“世紀相會”。不過,對于我想找時間聊聊邀請他成為尋訪人的預約,大衛表示,加我微信,咱們微信上說吧。然后,就是2天沒有回信。

    全情投入的大衛·斯特恩

     我以為大衛對我們的策劃并不感興趣,所以不打算回微信,等到音樂會結束的第二天,我抱著試一試的想法,想著“畢竟采訪了人家一場,祝賀一句音樂會成功應該不算太討人厭吧”,我給大衛發了微信。萬萬沒想到,這一次,他回信了,還同意在第二天見面聊聊。這真是個再好不過的消息!次日,我和專程趕來上海的總導演朱允一起見了大衛,事情進行得出人意料的順利,他答應了作為片子的尋訪人,對如今的中國開啟一次新的探訪之旅,還分享了他能配合拍攝的時間與行程;更重要的是,他與我們分享了很多他對音樂的理解,以及他對于當今中國的興趣點。

     同一天的下午,我們還約到了徐惟聆老師,與她溝通了我們的拍攝意圖和拍攝內容,與徐老師預約了幾個月后的采訪和她上課內容的拍攝。

     接下來的任務,便是規劃大衛的中國旅程,這也是全片的重中之重。與其它幾集的內容不同,讓大衛重走父親在片子里的道路并不可行。通過斯特恩大師的自傳我們可以知道,當年他們一路游覽了北京、西安、桂林、上海、廣州,這基本上是當時接待外賓的標準配置,除了西安的兵馬俑因為保護文物沒讓拍攝,其它地方都留下了影像,但是在片中,我們主要看到的還是大師在音樂學院里的內容,如果完全根據影片的內容規劃拍攝,將會讓全片變成音樂學院的發展史。顯然,我們需要根據大師的思想內核,探尋一些新的目的地,規劃一次能與老片子和大衛產生共鳴的全新旅程。

     在之前的溝通中,大衛表達了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下的影響,以及如今人們學音樂的原因的好奇,同時,我們也了解到,大衛近二十年間基本每年都會來中國演出,他對中國的大城市已經有了一定的了解,但是離開北上廣,他基本一無所知,在他眼中,深圳、杭州都算偏遠一點的城市了。于是,結合他的興趣和對中國的認知情況,我們最終確定了兩大塊行程:與禮樂相關的山西威風鑼鼓,和齊·寶力高大師建立的國際馬頭琴學院,讓他可以探訪古樸的中原,再到塞外看看那里的音樂教育。

     為了實現合理充實的行程規劃,調研自是不可少,調研員張可嘉的進駐幫了大忙。除了網絡資訊的收集整理,我們還進行了實地踩點:大到對網絡信息的核實補充,小到計算每個地點之間的通勤時間與成本,細致的準備工作,為最后的實際拍攝提供了保障。

     同一時間,對于片中人物的采訪和比賽的跟拍,也進入最后緊張的聯絡階段,千頭萬緒,且進展不一。最順利的,當屬王健老師的采訪了。這是在年后就約好的事情,王健老師還提供了絕妙的拍攝地點——上海音樂學院的賀綠汀音樂廳,這是《從毛澤東到莫扎特》中他為斯特恩大師演奏的地方。當我聯系到上海音樂學院時,學院的老師們都不知道王健老師當年在這里演出的事,還反復與我確認是不是我聽錯了??傊?,能夠實現王健老師的故地重游,還是要多多感謝學校的配合,暑假期間,還專門為我們開門開燈。當然,也必須感謝王健老師的配合與分享,每一次與他對話,都收獲頗豐。

     余隆先生的聯絡算不上順利,但經過四個多月的等待,總算約上了他的時間,在這里,必須再次感謝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夏瓊老師,和“余指”的助理李佳老師,多虧了兩位老師堅持不懈地為我們爭取,我們才能約上采訪。要知道,“余指”實在是個大忙人,他上一次接受媒體的專訪還是在一年半以前?!坝嘀浮痹诓稍L時還跟我們說,接受采訪要么是為了宣傳,要么是需要澄清,而他都不需要,這次因為要講《從毛澤東到莫扎特》的故事,他才愿意空出寶貴的時間。我們是在“余指”的辦公室進行的采訪,采訪期間,門外已經排了好幾位老師等著要與“余指”談工作,幾乎采訪剛一結束,他就立刻開始了下一輪的工作。

     同樣好事多磨的,還有比賽的聯絡,因為大賽的國際慣例,很多場景我們不可以進行拍攝,關于什么內容可以拍,什么內容組委會可以提供視頻素材,我們進行了很多回合的溝通。關于比賽的拍攝,最為有趣的當屬大衛和他哥哥邁克爾的采訪了。邁克爾是這次比賽決賽的特邀指揮,和弟弟一樣健談,采訪剛一開始,他就自我介紹道,“我是那個在老片子中翻琴譜的金發男孩”。這可真是嚇了我一跳!須知,在此之前,各類資料和當事人采訪都在說,翻琴譜的是大衛,真是個大烏龍!看到我的震驚,邁克爾還指著頭發說,你看,頭發的顏色不一樣,我是金發,大衛是黑發,當然,現在都滿頭白發了。果然,時光總是帶來許多“秘密”,但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,不是嗎?

    被誤以為是大衛·斯特恩的哥哥邁克爾·斯特恩(指揮家)

     整個八月,除了比賽內容的緊張拍攝,還對九月初的旅行進行了最終的敲定,每天都在進行艱難的權衡:要對旅行進行安排,但同時,又要保證大衛在根據自己的意志行事,而不是完全被我們安排,我們把他送到場景中,安排專家為他講解,至于他們聊什么,就是自己的自由了。關于齊老師的學校我并不十分擔心,這應該是他們內行人熟悉的交流,而大衛也是個外向健談之人,我只是擔心禮樂文化的內容是否過于晦澀,很難在幾天的旅行當中感受和理解。

     實際的旅行,從成片中能看到,大衛玩得還算開心,也算是頗有收獲。但鏡頭之外,我們遇到了許多預料之外的問題:飛機晚點導致沒趕上后面的高鐵,租的車太小放不下所有的行李和設備,第一天的行程過于密集太過消耗等等。必須得說,除了盡心盡力地完成本職工作,拍攝團隊中的每一個人,也都是旅行順利進行必不可少的一環:遇到什么奇怪的詞匯,都要堅持翻譯的張可嘉,除了擔任翻譯,他還是旅行和拍攝之間的潤滑劑,無論是趕路無聊時,還是拍攝準備需要等待時,可嘉作為大衛的主要聊天對象,總能保證大衛被禮貌地安置;總和大家開玩笑,活躍氣氛的攝影Dragonfly(他本名叫王龍飛,用英文介紹自己名字的時候,他說龍的意思是dragon,飛是fly,所以他是dragonfly);話不多,但總是默默在我顧不上時為我善后的攝影師杜陽,作為山西人,他還在拍攝中提供了很多當地人才知道的消息;還有攝影助理吳帥,分擔了大量的體力工作,雖然似乎秉承著多出力,少說話的原則,但在我不方便溝通時,他幫我分擔了許多;當然,還有大衛和夫人卡塔,盡管旅行勞累,卻從來沒有過抱怨,還與我們分享了很多東西……

     幾乎每一天,都在遇到問題,解決問題中度過,到拍攝完成時,我想著,完成就是勝利,盡管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,需要在后期解決。

     后期的解構與剪輯總是充滿了陣痛,先天碎片化的拍攝,使故事線和情感線的鋪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。正片里最終呈現的這個夾雜著個人傳奇、歷史演進和比賽賽程的心路歷程,可以說是各種元素平衡后的結果。我很難說,它能像史書一樣,陳述了歷史演進的嚴謹結構;或是英雄電影那樣,講述了一個跌宕起伏的傳奇故事,我只能說,它提供了一個貼近過去的新思路,豐富了一段我們的共同記憶。

     更多的內容,就在片子里看吧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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